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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以「文學中的城市」為軸，探討大陸十七年文學的城市表述問題，並藉此展開對社會主義文化危機的探索。不僅探討了「從鄉村到城市」這個中國革命的基本命題，以及社會主義遭遇城市「市民社會」的理論難題，還著重論述了中共城市改造及其文學表述的現代意義。其中尤為重要的討論在於呈現了城市的空間變革，以及消費主義與革命宏大話語之間的矛盾與裂隙，墮落的「消費城市」不得不通過「生產城市」的文學建構而得以救贖的現實。總之，本書通過考察「社會主義文學」與「城市」這個資本主義「場域」之間衝突、順應、分野的意識形態聚合過程，剖析了「革命之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內在矛盾和焦慮。

本書特色

探討社會主義與文學的關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如何影響文本的問題。

作者簡介

徐剛

1981年生於湖北，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中國藝術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近年來在《文藝理論研究》、《文藝爭鳴》、《南方文壇》、《文藝理論與批評》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第一節 「城市文本」與「閱讀的困惑」

「如果城市是一個文本，我們該如何閱讀它？」 這是喬伊絲•卡羅爾•奧茲（Joyce Carol Oates）在《想像性的城市》（Imaginary City）中，對「城市文本」及其「閱讀困惑」的追問。然而，對於現代以來的中國「城市文本」而言，這種「閱讀的困惑」則似乎更為明顯。

關於「城市」一詞，從語義學的角度解釋，應該是先有城，然後有市。《說文》曰：「城以盛民也。」《釋言》也提到，「城，盛也，盛受國都也。」《墨子?七患》則對「城」有所闡釋：「城，所以守也。」至於市，在時間上要後起一些。《說文》：「市者，買賣之所也。」《孟子?公孫醜下》：「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易?繫辭》：「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後者幾乎包含了現代意義上「市場」的意思。然而，相異於西方意義上的城邦，中國城市有著不同的功能，所謂「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吳越春秋》）中國城市的主要功能乃「王室的居所」或有效的行政人口管治。在這個意義上，正如美國漢學家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所言，雖然中華帝國城市發展的歷史並不短暫，但卻只是極不完滿的「東方型城市」和「前工業化城市」的「可憐的樣板」 。

在西方學者看來，城市是西歐自中世紀末發展出來的社會文化現象，而其他地區的城市並不能算是真正的城市。古印度、古中國的偉大城市，以及巴比倫等都缺乏一個能將其居民打造出一種特殊社會關係的顯著經濟和公民文化，使他們能變成真正的城市居民。在其潛意識中，城市文明往往與基督教道德觀、城市資本主義等西方現代化準則相勾連，而在緣起和性質上被認為是一個西方現象。造成這個現象的背後要素，是市民貿易和手工業需求等資本主義元素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人直言不諱地指出，「在中國，從未出現過真正的城市，因為城市存在的前提，即市民社會，從未在中國成形。」其理由在於：（1）政治上，中國的城市直屬於中央政府，並不存在城市自主；中國城市的主要功能乃「王室的居所」或有效的行政管治；（2）城市精英以集體行為和郊野的田園生活為其價值觀構建基礎，不利於真正市民階層的形成。這些觀點指出了新儒學的城市文明與西方學者如韋伯所標示的西方城市文明明顯不同 。

基於此，儘管中國城市有著極為悠久的歷史，但作為一個更為悠久的農業大國，城市及其城市文學在近代以來中國的尷尬處境不言而喻。就像李歐梵在談及中國現代小說時所說的：「城市從來沒有為中國現代作家提供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或喬依斯在都柏林所找到的哲學體系，從來沒有像支配西方現代派文學那樣支配中國文學的想像力。」 文學與城市的疏離令這位美籍華裔學者遺憾不已。同樣，對於更多的當代學者而言，「中國沒有真正的城市文學」似乎已成公論。在《城市像框》一書中，李潔非直言不諱地指出，「跟城市現實這只巨大像框本身相比，現有的城市文學創作其實遠談不上豐富，餘地很大，還有很多空白等待填補。」 而更為激進的觀點在於，「在中國，還沒有一個作家能夠像狄更斯那樣描述倫敦。」「無論是老舍筆下的北京，還是張愛玲所描述的上海，城市的輪廓並不清晰，張愛玲的上海與她所處時代的上海有很大差距，而老舍則依然是從鄉村的角度去描述北京，這使得北京更像一個大村鎮，而不是都市。」 這便正如陳曉明教授在《城市文學：無法現身的「他者」》一文的結尾處頗為無奈地說道，中國的「城市文學」本身「始終是一個幻象，它是一種不可能性的存在」，「我們歷數了那麼多的城市文學作品，事實上，它們不只是關於城市的，甚至不是關於城市的，它們只是涉及到城市，只是寫到城市裏的生活。」 這或許正是現代以來中國城市文學的現狀。